案情：

　　1996年2月17日，李某在其家單元樓上玩耍時，不慎墜地受傷，被送入新野縣人民醫院搶救治療。在該院住院搶救治療期間，輸原新野縣血站供全血400ml（為三名獻血員血液）。因治療效果不佳，後轉入其他醫院治療，同年3月12日出院。同年3月28日，李某以“發熱5天，皮膚黃染3天”為由再次到新野縣人民醫院就診，兒科以“黃疸肝炎”收住院，3月29日、30日，其父為其輸血兩次，共計200ml.3月31日轉南陽市中心醫院傳染科。4月2日在給李某作血液檢驗時，發現李某艾滋病毒抗體初篩呈陽性，4月3日南陽市中心醫院對李某父母血液進行艾滋病毒抗體檢測，結果均呈陰性。之後李某血樣報國家指定的艾滋病檢測實驗室確認，經確認，李某確實感染上了艾滋病毒。事件發生後，有關當事方就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多次進行協商，但一直未有結果。

　　1998年10月17日，李某向南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，要求新野縣人民醫院和新野縣衛生局賠償其今後治療費用1050萬元（每年治療費25萬元，按50年計，為1050萬元），賠償精神損失費50萬元，共計1100萬元。

　　裁判要旨：

　　南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：公民的生命健康權應受法律保護，本案原告感染艾滋病病毒，侵權者依法應予賠償。本案原告在感染艾滋病毒時只有6歲，可排除性傳播這一途徑；又根據對其父母的兩次艾滋病毒抗體檢測均呈陰性這一事實，也可以排除母嬰傳播這一途徑；則其傳播途徑只能是血液傳播。在此，適用舉證責任倒置，被告若舉不出原告感染由血液傳播之外的其他途徑，則應推定為輸入了含有艾滋病毒的血液。

　　對此，新野縣衛生局認為，在原來事件的處理過程中，對原告所用的原三名獻血者的血液，委託南陽市衛生防疫站再次進行了檢測，HIV呈陰性，因此原血站提供的血液是合格的，但新野縣衛生局未能提供原新野縣血站原三名獻血員的獻血檔案（內含獻血員的獻血證、身份證、照片、體檢表），這樣就難以證明在採血過程中對三名獻血員的身份是否進行了核對，照片是否進行了核對，體檢表是否是本人的，難以保證所採的血液與原三名獻血員相一致。就會出現此獻血員用彼獻血證的情況，從而為不良血液進入血庫有了可乘之機，因此難以認定血站所供血液為合格血液。原新野縣血站應承擔提供不合格血液所造成的侵權責任，依法應賠償李某的醫療費及精神撫慰金，但由于原新野縣血站是依法批準成立的獨立事業法人，且已被撤銷，則應以其現自有的全部財產113754元承擔民事責任。新野縣衛生局作為原血站的上級主管部門，在血站的成立撤銷過程中雖無過錯，但作為原血站財產的主管部門，應負責原血站的善後處理。

　　新野縣人民醫院屬醫療機構，非血液制品的制造人，對血液制品的內在質量既無檢測條件且依照有關規定也無檢測義務，其主要職責是對血液的有效期、型號進行核對，血液是否凝聚或溶血。本案中以新野縣人民醫院舉證的護士交班報告、當班護士的當庭證言、記載核對情況的病歷被衛生部門調走以及輸血慣例來看，該醫院盡到了核查責任，沒有過錯。因此，新野縣人民醫院醫療行為對造成輸血感染無直接因果關系，不應負民事責任。

　　該院依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》第119條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》第19條之規定，作出（1998）南民初字第109號民事判決書，判決：一、新野縣衛生局以原新野縣血站的財產作價113754元，賠付給李某，不再承擔其它民事責任。二、新野縣人民醫院不負民事責任。

　　一審宣判後，原告李某不服，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。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經二審開庭審理，作出（2000）豫法民終字第340號民事調解書，內容為：雙方當事人自願達成協議如下：一、經李某和新野縣衛生局雙方同意，衛生局同意補償給李某38萬元；二、履行期限，在本調解書生效後一個月內，衛生局支付給李某10萬元（含已先予執行的2萬元）；2000年12月31日前支付18萬元；2001年6月30日前支付10萬元。三、原新野縣血站的設備財產由新野縣衛生局交由李某自行處分。

　　評析：

　　這是一起因輸血而導致患者無辜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典型案例。本案的焦點在于：一、確定這起事件的責任人，是新野縣人民醫院承擔還是原新野縣血站承擔？或者是二者共同承擔？二、賠償範圍和數額的確定。下面分別予以評述。

　　一、以舉證責任倒置原則確定責任方

　　作為由醫療過失引起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發生原因，在民法上有侵權行為和債務不履行行為兩種。在世界各國的司法實踐中，最初對醫療過失糾紛多依侵權行為來解決，但自20世紀70年代後開始出現了一些適用契約責任的案例，發展到現在，適用契約責任已成為訴訟中的主流。①鑑于一審法院是以侵權行為對本案作出認定，所以本文也從侵權行為的角度進行分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