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手足口病的輿論風暴中，面對《法制日報》的記者，安徽省阜陽市的兩位官員同時提出了“妖魔化阜陽”的看法。阜陽市委宣傳部負責同志說，這幾年無論是阜陽的什麼事，再小的事，總能被搞出大影響來，妖魔化阜陽成了某種“時髦”。
阜陽市委負責人說：“我們歡迎多元的聲音，虛心接受正確的監督，對于這些我們不會悲觀，但還請不要抹黑，不要妖魔化阜陽。”
對于來自社會各界的強烈質疑和指責，阜陽官員竟然會不約而同地以這種說辭進行回應，實在是讓人大跌眼鏡。如果說“妖魔化中國”還有西方某些反華人士能夠從中獲益，那麼“妖魔化阜陽”有誰能夠從中獲益？是記者個人還是媒體自身？是阜陽城內的百姓還是阜陽城外的公眾？淺顯的道理是，大家趕“時髦”炒股或許還有掙錢的可能，但是趕“時髦”妖魔化阜陽似乎無利可圖：沒有人能夠從中得到好處，沒有誰有足夠的動力去費勁扒拉地“妖魔化阜陽”。
因此，“妖魔化阜陽”的說法缺乏基本的經驗邏輯，它的推理過程根本站不住腳。“這幾年無論是阜陽的什麼事，再小的事，總能被搞出大影響來。”這類說辭的最大缺陷在于，近幾年阜陽幾乎就沒有什麼小事，全是“大手筆”：從12人死亡的“大頭娃娃”事件到物價局長為教育亂收費而辭職事件，從原市長肖作新夫婦腐敗案到兩任市委書記王懷忠、王昭耀先後倒台，每一件事情想不轟動全國都難上加難，有媒體在前年的時候就總結過：“阜陽市幹部中已經有兩名省、部級、8名市委常委、11名廳級領導幹部，因腐敗而落馬。”
即使說這些都已經是過去，媒體和公眾不應該再行糾纏，大家應該有“向前看”的眼光，但問題是，阜陽市的相關部門在這次手足口病中的表現，有很多地方也無法不讓人強烈關注。從3月28日第一例手足口病患兒死亡到官方正式公布疫情，一共經歷了28天。對于一種已經被發現近40年的病毒，確認為何需要4週時間？而在此期間，阜陽城內謠言與恐慌通過網絡與手機短信迅速彌漫。有人說這是豬的口蹄疫傳到人身上了，有人說是“人禽流感”，還有的直接說“小兒非典”來了。面對這些，當地政府卻以“怕引起恐慌”的名義，用“確有幾名嬰幼兒因患春季呼吸道疾病相繼夭折，且這幾例病沒有相互傳染聯系”等進行“闢謠”，而同時出現在醫院和幼兒園門口的宣傳單內容卻是“怎樣預防手足口病”。
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