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正如媒體的同仁們在採訪中得到的消息：阜陽市一位醫療衛生系統的工作人員稱，政府一直是“內緊外鬆”，醫療系統內部下達了指令性文件，採取了措施，但對外沒有公布；不僅如此，“上級有安排，這件事情，不準亂說，誰說出去，誰丟飯碗”。更曾有患兒家長被要求保密。或許這些說法存有誇張之處，但實實在在的疫情發展卻是在4月27日新華社發布通稿之時，“已有789名兒童感染腸道病毒EV71，19人經全力搶救無效死亡，目前仍在醫院住院治療和留院觀察204例”。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中國疾控中心病毒所的專家表示：“去年山東臨沂也爆發過手足口病，最後累計近4萬個病例，死亡15人。”兩個地方的患病數字和死亡數字，實在是不成比例,來自醫藥新聞網。
更多的具體細節已經不需要再行贅述，一個城市的“黑”不是“抹”出來的，而是自己“長”出來的；一個城市的形象不是“妖魔”出來的，而是自己累積成形的。經歷過SARS這種重大公共危機之後的中國，本不應該再出現的這樣的情況，但是卻在奧運之前再一次上演。或許疫情的確定需要較長的時間，但蹊蹺的病例卻應該有迅速的反應；或許現有條件不能戰勝急劇擴散的疫情，但卻應該能夠消滅四處彌漫的謠言。以謊言闢謠言的荒謬，政府說辭與實際行為的分裂，讓人無法對本該及時披露信息的權力部門投以信任。即使有“妖魔化”的流布，那也是權力部門的不作為和行動遲緩所造成的必然結果。
從更寬廣的視角來看，被稱為“新聞富礦”的阜陽幾乎成了轉型社會下的一個病案標本。因為，在我們社會的輿論模式中，贊歌式的論調總是處于最光鮮的位置，這養成了權力部門完成本職工作期待被褒獎、出了事情期待被理解的非正常心態。如果媒體的聲音與權力部門不相一致，就會被扣上“不服從大局”的政治高帽，這使得地方政府得以有效地把控輿論。自5月1日開始實施的《政府信息公開條例》，或許能逐漸改變這種模式。因為政府不能再將應該公開的信息繼續神秘化，不能將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繼續私有化，但顯而易見的是，這個條例的實施需要時間在實踐中磨練。在黨和國家強力關注民生改善民生的政治理念下，在建設和諧社會的偉大進程中，類似手足口病這樣的公共危機不能再有了，不能再給那些“有偏見的人”以“妖魔化”的機會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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