劉文俊在調查中發現，患者最反感醫生問他們：公費還是自費。患者認為問問題的醫生心術不正，根本不是看病，是在考慮怎麼掏我的腰包。醫生也感到很冤枉：我本來是替你們考慮，根據你們的經濟能力來給你們量身定做治療方案的。

 

　　應該看到，肖志軍拒簽，很大程度上是他支付不起醫療費用----患者和家屬簽署手術同意書，尤其對自費患者來說，同時也是對疾病治療方法的選擇，這種選擇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對費用的承受能力。

 

　　某記者的母親在一家醫院做化療，醫生開了兩個方案，一個是價格三千元一療程，另一個一萬四千元一療程，讓家屬選。這位記者很為難，選擇便宜的怕效果不好，選擇貴的吧，又承受不了。

 

　　這位記者後來感慨說，就醫過程中的“醫味兒”越來越淡，“錢味兒”越來越重了。

 

　　錢味兒越來越重，信任就自然而然地越來越少。

 

　　如果在一個醫療福利體系完整的框架內就醫，患者面對的是一個分層級的體系，大病急病到大醫院，小病慢病在社區醫院，實現醫療資源的合理配置。劉文俊說，而目前在我國，醫療資源的緊缺是一種典型的結構性緊缺。大醫院的醫生一天看四五十號病人，時間緊不能充分與患者溝通，導致患者抱怨醫生不負責任，成為引發醫患矛盾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
 

　　在缺乏完整的醫療福利安排的時候，當患者成為純粹消費者的時候，看同樣的病，花一樣的錢，他肯定願意找三級甲等醫院的主任醫師，而不願意找自家門口的二級區縣醫院的同級別的醫師。他要求的是物有所值。